1894年初，朝鲜南部爆发“东学党”起事，口号是“逐灭洋倭”，攻占首府。日本一方面帮助东学党，另一方面又让朝鲜政府请求清廷出兵。清廷有争议，可是刚亲政的光绪认为机不可失，令李鸿章立即率兵入朝。
李鸿章不敢跟着瞎激动，坦率说北洋舰队的装备老化，明确忠告“不可急于一时而落入日本圈套”，建议“避战求和”，先从朝鲜撤军，等实力充足后再打“持久战”。――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持久战”的首创者。
主战派却批判李鸿章软弱，急不可耐要打。而血气方刚的光绪，太渴望战功了。他说：“中国果能因此振刷精神，以图自强，亦未始非靖边强国之一转机也。”于是，中日两国于8月1日同时宣战。光绪下令：“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几乎是孤注一掷与日本决战。
日本先行一步派重兵在仁川登陆，抢占汉城。清军才2000余人，进退两难。丰岛海域与牙山两战中，清军都失败了，当时中国《点石斋画报》却报道“中方大胜”。在丰岛海战中，“济远”号清军舰等谎报击沉日本军舰，《上海新闻画报》刊出“倭舰摧沉图”，大肆渲染“丰岛大捷”。
平壤之战，1.5万清军对1万日军，清军将领左宝贵战死，主将叶志超逃跑，全军溃败，也说是大捷。
一些外国托儿也加人大清粉丝队伍，如曾在北洋水师任职的英国水师提督琅威理在《万国公报》专访中宣称：“中国海军不仅足以战胜日本，即使打西方大国也绰绰有余。”然而，敌人不会按照你的“爱国”高调打仗，自己军队也无法按照你的“舆论导向”取胜。地方势力对中央政府阴奉阴违的丑陋，在这场战争中赤裸裸表现出来，如日军在山东荣成登陆，因为那是山东巡抚李秉衡的防地，威海的李鸿章便见死不救。等到荣城失陷，危及威海，李秉衡也视而不见。从南方调来的援军，又不听李鸿章指挥，让威海孤军作战，岂有不败之理？很快，中国北洋水师全军覆灭。
为此，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明确提出：“动员基层群众，虚省强县，分散地方官府权力，建立国家自主货币。”这样颇具现代政府治理眼光的改革建议，胎死腹中。于是，八国联军入侵后，东南各省督抚竟敢私下与列强签约互保，和平共处，“在商言商”，而不支持中央的抗战令。再后，在“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等关键时刻，地方反叛越来越公开。这就难怪共和制建立后，仍然军阀混战多年。
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后因俄、德、法三国干涉而未得逞）、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二亿两白银，还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并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办厂。《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日本学者菊池秀明在《中国的历史》一书中评述：
甲午战争以清朝的惨败告终。这不仅意味着长期以来作为东亚世界秩序的朝贡体制的崩溃，同时也意味着19世纪后半期中国尝试的洋务运动受挫。特别是，败给“同文的小国”日本，人们受到巨大的打击。主战派的一些官员也主张，即使暂时忍受这种耻辱，朝廷也不能等闲视之，应该采取手段。除了自强，别无他法，强烈呼吁有必要以中央政府为中心进行政治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