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馆在我国称为“饭店”,并非近年来才有的事。唐宋时候,有不少旅馆就同时兼营吃食,并称“食店”。《太平广记》卷238提到,唐代鄂县一家“食店”,有二僧人以一万钱独租一日夜。
汴州还有一个号“三娘子”的女店主,“有舍数间”当旅舍,兼“粥餐为业”,“远近行旅多归之”。
元明清时候,“食店”称呼改为“饭店”。在不少章回小说里,饭店已为旅店的同义词。如《醒世恒言》“张淑儿巧智脱杨生”一回,便有挽着手,同到饭店里安歇”的描写。《儒林外史》四十八回也有“王玉祥把行李般到山塘一个饭店里住下”的叙述。
可见“饭店”一词并非完全是舶来品。只不过近代以来西方的商人们把欧洲的豪华式旅馆,搬到中国来,用某某大饭店、某某酒店名之,喧嚣一时,人们便以为“饭店”一词系新鲜名词,殊不知我国早已有之。
我国一部古代大型说部《太平广记》,其中有许多故事,是在“逆旅”中发生的。“逆旅”,是我国古代对旅馆的别称。
例如,《太平广记》卷四十二,提到在唐朝陈留郡的逆旅中,开元时期著名文人萧颖士遇到一位三百二十七岁的老翁,跟他谈到当年和颖士八世祖交往的事。《广记》卷十六又有一则故事说到周隋两朝代名门大族的后代杜子春,在一家波斯人开的客店里,巧遇一位策杖老者,使他转贫为富,重振了家业。为了报答这位老者,杜子春在发财后大兴慈善事业,在扬州盖了旅舍一百多间,专门收容孤儿寡妇。
上述的事,离现在已一千多年了。说明我国旅店事业在很早就很兴旺,至少公元六七世纪时,各城市“逆旅”已经很普其实,旅店这一行业,在我国出现较上述还要早得多。
据查,最早的记载见于春秋时的《国语》,该书曾记阳处父和杨朱都在河南地的卫、宋二国住过逆旅。这一记载,把我国旅馆之源更提前到公元前五六世纪,即离今约两千五百年前。古人还认为我国尧舜时期或西周初年便已有了逆旅之称,但这说法古矣尚矣,不可稽考
逆旅发展到战国后期,至少在秦国,大概已经为数甚多,商民数众,影响到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所以引出了商鞅的《废逆旅令》,认为取消旅店,便可以使奸伪不生,人民一心务农,天下太平了。这当然是逆时代潮流的行为,行不通的。但却说明了当时旅馆业的发达。
后来,就没有什么人指责旅馆的发展了,相反认为旅店的发达,对商业贸易活动,是十分重要的。曹操的著名诗作《步出夏门行》中有两句:“逆旅整设,以通贾商”,便是讲这个道理的。
旅店称为“客舍”,在我国大约也由来已久。西晋诗人潘岳专门写了一篇《上客舍议》,详细谈到在汉晋时代民间旅店的分布特点,有所谓“近畿辐辏,客舍亦稠”之说。就是说,越是靠近京都和大城市,客舍越多,甚至到了“连陌接馆”的地步。
到了唐宋的时候,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舍事业更为繁荣。《东京梦华录》谈北宋时的京城开封:“满城皆客店,南方官员商贾兵级,皆于此安泊”。宋元时来到中国旅行的西方大游历家鄂多立克曾提到当时杭州有很多客栈,每栈内设十或二十间房屋。他认为杭州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天堂之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