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千古传唱，妇孺皆知。人们由是而知《岳阳楼记》，而知范仲淹。但是，大多数人只是以文学家称之，而很少知道他还是个政绩武功累累的良臣名将。
范仲淹是北宋人，幼孤家贫，然“少有志操”（《宋史•传七十三》），把做学问与做人统一起来，学得满腹经纶，也磨砺了自己高尚的情操，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岳阳楼记》），在以后的做官为将中清廉为人，勤勉为政，被人视为楷模。
他在任秘阁校理，从事图书校订期间，“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不仅不收“红包”，而且还常留食求教人员，弄得生活十分窘迫，孩子只能共用一件好点的衣服出门，谁有事谁穿。而范仲淹本人则怡然自乐，毫不介意。于是，在他为官的地方“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在任地方官时，每到一地，他都实心实意地为百姓办好事。范仲淹任陈州通判期间，当地守臣欲大兴土木，改建与百姓生活毫无相干细的两座寺庙太乙宫和洪福院。他当即制止说，这是“侈土木，破民产，非所以顺人心，合天意”，是劳民伤财，不得人心的事。江、淮一带既遇大旱，又逢蝗灾，他奉命去赈灾济民。范仲淹到达灾区后，一方面“开仓赈之”，又上书减免灾区的一些徭役，杂费，还“禁民淫祀”，劝百姓不要把钱物精力花在靠不住的求天拜神上，要用在生产自救上，于是民心稳定，收到成效。范仲淹任苏州知州期间，“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他向当地人请教，又实地考察，制定了“疏五河，导太湖注之海”的农田基本建设方案，“毕其役”而使百姓受其功。
范仲淹任将领兵中，“号令明白，爱抚士卒”，同时又兼顾百姓负担。他在延州（今陕西延安一带）带兵时，军事设施年久失修，几成废墟。而延州又是一个荒谅贫穷之地。为修复这些军事设施，他“大兴营田，且听民得互市，以通有无”，让军队开荒种地，又同当地百姓贸易互市，既积累了修复营砦的资金，又减轻当地粮赋的“十之三”。他率兵守地，所得赏赐，悉分遣边将，而且与驻地少数民族人民“推心接之不疑”，能诚心相待，和睦共处。因此，范仲淹死后，全部分给属下，身边不留一分，“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
范仲淹为人清廉堂正，做官勤政为民，因而一生活得也很有骨气。吕夷简任北宋宰相时，任人“多出其门”，范仲淹认为不公，就拿出《百官图》，当面对吕夷简说：“如此则公，如此则私。”弄得吕夷简很不高兴，范仲淹也很生气。三年后，一次宋仁宗亲自劝说他，让他同宰相吕夷简谈谈，以“释前憾”，范仲淹则说：“臣乡（以前）论盖国家事，于夷简无憾也！”说没有什么私人纠葛，也就无须前往恳谈了。
范仲淹做官为将，将近40年，足迹南北东西，办了不少好事，而自己家中“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正因为他无求于像《红楼梦》说的那“十万雪花银”，所以不寻贪，不去揽钱，一个心思扑在把百姓的事情办好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