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地处西北的秦国和地处南方的楚国是相互敌对的两个大国，一些中原小国，如韩、赵、魏等国，为了生存，时而事秦，时而事楚，反复无常；更有一批策士，为了一己的安富尊荣，今天以合纵之术游说六国联合抗秦，明日以连横之术耸动秦君，对六国实施各个击破，自己并无一个坚定的立场。人们把这种变化无常的态度叫做“朝秦暮楚”。逝者如斯夫，战国的历史，早已成了遥远的记忆；然而朝秦暮楚的行为却并没有退出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的舞台。每一历史时期，人们都可以看到一批朝秦暮楚的新秀在表演，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的杨畏就是这样的一位名演员。
杨畏，字子安，其祖先是遂宁人，至其父，迁居洛阳。据《宋史》本传载，杨畏“幼孤好学，事母孝，不事科举。党友交劝之，乃擢进士第。调成纪主簿，不之官，刻志经术”（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皆出此传），既不事科举，又不之官，而是刻志经术，似乎是无意于政治，至少是不热衷于官场。其实并非如此，他是在等待时机，待价而沽。神宗熙宁二年(1069)，为了改变朝廷积贫积弱的面貌，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场声势浩大的变法，此时的杨畏，预感到飞黄腾达的机会来了，立即“以所著书谒王安石、吕惠卿（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助手）”，获得郓州教授一职，“自是尊安石之学，以为得圣人之意”。元丰年间，杨畏因舒直推荐，提拔为监察御史里行。舒后因“盗学士院厨钱罪”罢官，杨畏也多少受到一点牵连，被提点夔州路刑狱。
王安石的变法，因为触动了大地方、大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从一开始就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一大批保守派官僚的激烈反对，加上变法过程中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所以，曾经是很坚定地赞同变法的神宗也发生了动摇，致使王安石两度被迫辞去相位，对变法造成一定的损害。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去世，其子哲宗继位，改元为元祐。哲宗其时年仅十岁，由其祖母高太后临朝听政。她一掌权，立即重用保守派代表人物司马光等人，而变法派人物相继被贬黜流放，新法全部废止，史称“元祐更化”。此时的杨畏，深恐得罪了司马光，就到处放言：“畏官夔峡，虽深山群獠（指少数民族），闻用司马光，皆相贺，其盛德如此。”他以当年歌颂王安石的热情，转而歌颂王安石的政敌司马光。没想到，司马光执政仅一年就死去（王安石也于元祐初年抱恨而死），杨畏又转而讥讽司马光说：“司马光若知道，便是皋、夔、稷、契；以不知道，故于政事未尽也。”
司马光去世后，保守派大臣文彦博、吕大防、刘挚等相继执政，杨畏很快就交结上了吕、刘，两人“皆欲得畏为助”，支！挚还指示中丞赵君锡推荐杨畏，于元祐五年除监察御史，次年又擢为殿中侍御史（《续资治通鉴》）。刘挚为人“性峭直，有气节，不为利怵威诱”，与吕大防并不同路，两人产生矛盾后，杨畏权衡利弊，决定“助（吕）大防击（刘）挚焉”，丝毫不顾及刘挚的提携之恩。他在哲宗面前捏造刘挚希望太皇太后他日复辟和积聚个人势力的罪名，终于使刘挚丢了相位。作为报答，吕大防超迁杨畏为礼部侍郎（《续资治通鉴》）。对苏辙也是如此，他本是依附于苏辙，“意欲苏辙为相”，后“知辙不相，复上疏诋辙不可用”。《宋史》说他“倾危反覆如此，百僚莫不侧目”。然而，正是这种“倾危反覆”，他才在保守派得势的八九年中，不仅没有遭到厄运，反而步步高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