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问题也就不存在了。人在“做人”中能够自身起作用，人才是“主动”的存在，“自为”的存在，甚至“自由”的存在。
人要“做人”，意味着人突破了自然规定的必然性的限制，这种对“必然性”的突破对人来说意味着人的活动具有了超出必然性的可能性。可能性对人来说意味着人可以主动地选择自己的话动，而人的选择由于不再是必然性的规定，因而也就生成了一种新的活动指向。这种可能指向的整体就是“应”。对于必然来说只能用“是”来规定，“是”表明了自然规定的确定性，而对于可能来说只能用“应”来规定，“应”的指向虽然也是一种确定性，但这种确定性不是被规定的确定性，而是由人的选择所固定下来的确定性。因而，“应”是由人的“做人“问题中所生出的问题。做人可以说是自然对人的规定，“如何做人”却不在规定之中，而是在人的选锋的“应”的范围之内的。
“应”所表明的也就是“如何做人”中的方向与方式问题。这些问题也不是做人中的一个部分问题，而是弥漫于整个“做人”过程之中的问题。“应”的问题源于“做人”的问题，只要“做人”的问题存在，“应”的问题就存在。或者说只要人活着，就有“应”的问题。但是，“应”的问题在“做人”问题中的整体性，表明“应”是包含着“形下”与“形上”的所有问题的。“应”是有解的，这种解即人做出选择。“应”的问题解决方式是多样的，从“形下”的问题来说，“应”的问题的解决可以诉诸于直觉、经验、习惯、思考以及心理反应与情感冲动等等，面对于“形上”的。应”则要诉诸于智性之思。“形上”的“应”的问题是源于智性之思的，是对人的生命本性中的“做人。问题的自我意识，即使没有清晰的对“做人”以及“应”的问题的自我意识，但人总是可以超越具体的“形下”问题，在更大的空间和更长的时间中思虑“应”的问题，也即可以对自己“应当”如何在超越具体问题的意义上进行筹划。这意味着，“应”的问题存在着由日常的具体“形下”到超越具体的“形上”的序列，而在“形上”的“应”的问题中一定会有一个终点，这种终点意味这“应”不会无限的扩展，没有尽头，在终点的意义上，也就是具有终极性的“应”的问题，这种问题就是以哲学的方式来处理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