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人传统心灵大道和理想人格的透视，有助于认清中国民族精神的隐蔽的深境。从现代文明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糟粕和种种价值体系的弊端是不容置疑的。
但在今天，对于深受物质文明发达之苦，及对深受两次世界大战之灾害的人类来讲，中国人文精神中那种具有和平的世界主义的东西，那种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微妙心态，无疑对未来的世界有着极大的启示，因为对处于现代意义上的人类来说，“世界必须稳定下来，这才是避免世界陷于悲惨结局的唯一道路”（汤因比语）。
四百多年前，意大利出版了一本轰动整个欧洲的书，这就是门多萨用西班牙文写的《中华大帝国史》，该书用理想化的笔调，对中国这个“沉静而有才智的民族”作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尽善尽美的描写。现在看来，该书显然不尽正确，甚至荒谬之处也颇多，但书中对中国人文精神的颂词，却很值得引起注意。
在欧洲历史上，不论是伏尔泰、卢梭、黑格尔、康德、谢林、亚当斯密、威尔斯、雅斯贝尔斯、弗赖、托尼，或者是其他一些大思想家大历史学家，没有谁比汤因比更深入其中地研究并高度评价过中国人文精神，甚至当有人问及如果允许他在世界历史的某一瞬间重新降生，那他愿选择何时何地时？他竟毫不犹豫地带着向往的神情说愿意降生于公元前一世纪的中国新疆（也就是那条刚刚兴盛起来的闻名世界的丝绸商道上）。汤因比生前曾经多次地提及在未来的世界上，中国将扮演人类文化主轴的角色，他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历史和人文的考虑：
“第一，中华民族的经验。在过去21个世纪中，中国始终保持了迈向全世界的帝国实体，成为名副其实的地区性国家的榜样。
第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逐步培育起来的世界精神。
第三，儒教世界观中存在的人道主义。
第四，儒教和佛教所具有的合理主义。
第五，东亚人对宇宙的神秘性怀有一种敏感，认为人要想支配宇宙就要遭致挫败。我认为这是道德带来的最宝贵的直感。
第六，这种直感是佛教、道教与中国所有哲学流派共同具有的（除去已灭绝的法家），人的目的不是狂妄地支配自己以外的自然，而是有一种必须和自然保持协调而生存的信念。
第七，以往在军事和非军事两方面，西方人虽然在将科学应用于技术的竞争中占有优势，但东亚各国将可以战胜他们。”
汤因比所强调的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精神一点不假，有一件事情足以证明这一点：著名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于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时，他发现明朝军队是他周游世界所见到过的数量最庞大、装备最精良的军队，与此同时他还发现这支强大的军队完全是防御性的，中国人没有想到过要用强大的武装来侵略别国（见利玛窦《中国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