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并不是由遥远的欧洲直接传入中国的，而是从日本翻译后传入。
中国共产党的两大创始人和早期思想舵手陈独秀、李大钊也都曾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日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开山鼻祖河上肇正是这所大学的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当时仅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传入中国的众多外来思想中的一种，当时占领着中国思想市场的是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工读主义，托尔斯秦的泛劳动主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以及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论哲学等等。当时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在中国人头脑中概念是模糊不清的，人们往往把它同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混为一谈。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些政客军阅为了获得良好的形象也开始大谈社会主义。广东军阀陈炯明更是在闽南创办《闽星》杂志探讨社会主义原理，此人后来成了革命的对象。
俄国十月革命及中国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宣传才逐渐形成燎原之势，它越来越多地吸引了那些坚定不移的革命志上，他们在马克思的学说里找到了人生终极的奋斗目标。
回顾1921年到1949年28年间共产党人走过的斗争是令人感慨的，有许多东西值得认真地沉思。
事实证明让陈独秀这一类披着温情脉脉的和平大使面纱的折衷主义者来领导政治斗争是不合时宜的，他们只适合做理论家，而不适合以革命领袖的面目出现。因为革命从根本上来讲是极端的运动，一旦过分妥协则必将落入对手的圈套受制于人。
只有用强有力的暴力手段，并且这种强有力的手段赢得了最广泛支持的情况下，革命才可能从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脱颖而出，取得胜利！“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就是对强有力手段的最好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