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力排众议，相继辞去了领导职务，潇洒走下了领导岗位，为他倡导的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做出表率。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对中国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人，他的青少年时代却充满了艰辛。
1920年10月19日，历时三十九天，行程三万余里，邓小平和他的同学终于踏上了向往已久的法兰西土地。
但是，由于经济上的困窘和法国经济的萧条，邓小平只上了五个月学，后来不得不进入施奈德钢铁厂做工。
由于不懂技术，只能做杂工，劳动强度很大，每周要在四十度以上的高温车间工作五十多个小时，有时还要加夜班。这对一个十六岁的身材矮小的学徒工来说，其繁重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最无法忍受的还不是体力上的劳累和生活上的困苦，而是法国工人的欺辱歧视。
之后，邓小平为了糊口，为了生存，与同学四处努力寻找工作，不论轻活、重活，或脏活、累活，也不论杂工、临时工或清洁工，碰上什么干什么，哪里有活就到哪里干，结果也只是勉强充饥。这种异国他乡的没着落的不稳定的状况，持续了三个月。邓小平后来曾回忆说：“每当我能买得起一块羊角面包和一杯牛奶时，我总是感到很高兴。”
十九岁时，在周恩来、李富春的直接领导下，邓小平是旅欧团组织的对外理论刊物《少年》（后易名为《赤光》）编辑部最年轻的成员。邓小平起初的工作是给刊物刻蜡板和印刷。他在最初的革命生涯里，所表现出的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出色的工作成绩，给同志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他们曾回忆说：“几乎每次到书局去，都亲眼看到他正在刻蜡板、油印、装订，他的宇既工整又美观，印刷清晰，装订简雅。”大家都称赞他是“油印小博士”。
艰辛的生活实践，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锻炼出他坚强不屈的性格和无坚不摧的毅力。这使邓小平在以后的政治生涯的“三落”遭遇后，依然能“三起”。西方的一家杂志特地送他一个雅号：“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