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打仗往往也讲“礼”。你看春秋战国时期的宋襄公进攻郑国时，楚国相救，反攻宋国。双方在泓水（古河名，约在今河南柘城西北）相遇。楚军开始渡泓河时，宋军部将目夷建议：“楚兵多，我军少。趁他们渡河时发起进攻，肯定能赢！”宋襄公听了直摇头：“哎，不行！我们是‘仁义之师’，怎么能趁人家渡河的时候搞袭击呢？”
楚军过河了，开始在岸边布阵，目夷催促：“可以进攻了，再不进攻迟了！”宋襄公坚持说：“还是等他们列好阵吧！”等楚军布好阵，蜂拥冲来，大败宋军。为此，宋襄公被人嘲笑千古。这表明当时才开始“礼崩乐坏”，在此之前宋襄公此举肯定会大获赞美。
夏代少康时代打仗，应该双方都像宋襄公一样“仁义之师”，而不应该有什么“袭击”之类的阴谋诡计。所以，当少康创造性使用“间谍”这样一种战术时，出乎敌人的预料，很容易打他个措手不及，反败为胜。
不过，在那个所谓的少康中兴之世，我们倒是无意看到：篡权、怠政、好酒贪色、玩物丧志、偷情、美人计、恩将仇报、阴谋、屠杀、酷刑、吃人……这些后世常见的丑恶在那个时代居然早有了！由此可见，那个时代并不是儒家想象那般美好，“礼崩乐坏”并不是孔子时代才开始；或者说并不存在所谓“礼崩乐坏”这回事，因为远古并不存在什么礼乐文明，越早期的人类会越多地带有兽性才是吧？
不过，宋襄公这故事跟少康复国的史实有些矛盾：早在夏朝就充满阴谋诡计了，到春秋还会有宋襄公那样迂腐的战争吗？或者说：宋襄公时代还如此文明，夏朝何至于那般丑恶？两者必居其一？
世界古代史专家晏绍祥指出：最早谈及“道德滑坡”问题的，是雅典享有“最无偏见的历史学家”之誉的修昔底德。修昔底德与孔子差不多时代。当罗马共和国进入最后一代时，罗马人也开始讨论他们的道德崩溃问题。
到近代早期的欧洲，特别是17和18世纪，欧洲人对古代的道德也开始产生浓厚兴趣，并且把古代共和国的存在与发展，与古代人的所谓美德联系起来。所谓古代道德高尚，其实不过是人们因为对现状不满，把古代理想化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