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时期的人名都是一个字的，这与王莽托古改制有关。而且推行单名也是他托古改制的—部分，所以匈奴单于改为单名，他就说是“顺制作”。我们知道，西汉末年，政治腐败，社会矛盾重重，王莽要进行社会变革，不顾当时的客观条件，要推行《周礼》中的古制，恢复井田，改革官制，实行五均六斡，改铸钱币等，在人名上复古是较先采取的试探性步骤。
另外，王莽此人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虚伪浮夸，爱做表面文章，特别喜欢在称谓上调花样，起先匈奴单于犯边，他就下令把匈奴单于更名为“降奴服于”，还改高句骊为“下句骊”，尤属可笑。禁止二名是王莽这一性格特征的反映。
禁止二名为复古措施之一，在王莽是有其根据的。《春秋公羊传•定公六年》有明文可征，“二名非礼也”。所以王莽下令禁二名，只能通行单名，认为这样才符合古代礼制。
但是，王莽改制的内容与他的新朝一样转瞬即逝，何以唯独禁二名在东汉甚至三国时期还能左右人们的命名习惯呢？这个问题就越出了王莽改制的范围，而成为文化史上的课题。
两汉时期，儒学定于一尊，自然占据了社会文化的主导方面。当时立五经博士，《春秋》经只有公羊、毂梁二家列于学官，公羊学的势力又比毂梁为大，在汉代影响最大的儒者董仲舒就是治公羊学的。后代最受重视的《春秋左氏传》虽曾一度列于学官，但长期以私学授受，远不如公羊学显赫。所以《公羊传》中那么一句论断，凭借王莽的一道命令，遂成为数百年命名的定式，绝不是没有社会基础的偶然现象。
顾炎武《日知录》中说，《公羊传》的论断没有道理，《左传》的说法才对，二名是指一人前后异名，并不是指二字之名。可是汉代人以至三国时候的人并不考虑《公羊传》所说是否即为古礼，人们盲从于王莽，完全是因为公羊学的社会影响，造成其论断的权威性。顾炎武从学术角度出发探讨的问题，那时的人大概从未考虑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