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自雍正禁教以后，中国政府对外闭关锁国，对内强化文化专制，致使明清之际思想启蒙的火花在乾嘉时期完全熄灭。此后直到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哲学又一次传入中国，并持续地影响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和思想文化的发展。
从时间上看，鸦片战争和洋务运动时期，由于受到“中体西用”思想的影响，重新东来的西学在传播上主要停留在器物层面，哲学层面的传播较少。到19与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革命派都认识到中国要实现政治变革，就必须输入作为西方现代化理论源头的西方近代哲学。
随着西方哲学的全面传入，哲学学科在中国近代学术上得到确立，这为中国思想界认识和吸收西方理论成果创建中国哲学奠定了基础。到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哲学成为西学东渐的主要对象，有力地发挥了思想解放的启蒙作用，并在新的科学精神和方法的传播下促成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和科学发展初步繁荣的局面。
20世纪的30年代和40年代，中国思想界在传播西方哲学与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构建了一批会通中西的哲学体系：在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诞生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与西方科学哲学的会通上，产生了张东荪的知识论和金岳霖的“道论”；在会通西方人本主义哲学上，则有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与贺麟的“新心学”。这些新哲学体系的创立，突出体现了中西方哲学在融合中发展所取得的积极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特殊的国际政治环境，中西方哲学交流一度迟滞。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中西方哲学在更大的规模上展开了交流和融合。中国以及亚洲经济的腾飞，则使西方世界又一次掀起了“中国文化热”。可以预言，在当代世界，中西方哲学只有走在交流、对话中融合发展的道路，才能提供最为宝贵的思想智慧来推进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