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中，在“三纲五常”约束下，下一级官员、子女及妻妾永远得夹着尾巴做人。著名清官海瑞就公开说：凡是在疑惑难辨的官司中，与其委屈做兄长的，不如委屈做弟弟的；与其委屈做叔伯的，不如委屈做子侄的。
不仅所有人的行动必须服从帝王，所有思想也得服从。中国帝王比武大郎开店更甚，不仅个儿不准比他高，高了不砍头削足适履，也得跪下自称奴才，不准写比帝王更好的诗不能唱比帝王更好听的歌，连如何种地如何生孩子都得听从帝王的指挥。纵观数千年历史，孔子的笼子没能有效地制约帝王，却有效地制约了除帝王以外的所有人，进而严重地制约了国家和民族的进步。
美国作家诺曼•梅勒的小说《裸者与死者》中的少将师长说：“军队要治理得好，像梯子那样一级畏惧一级必不可少；一定要把军队里的每一个人都纳入这样一把梯子。”我简直怀疑诺曼•梅勒这说法是从中国儒家借去的。
司马光《言阶级札子》写道：唐自肃、代以降，务行姑息之政，是以藩镇跋扈，威侮朝廷，士卒骄横，侵逼主帅，上陵下替，无复纲纪，以至五代，天下大乱，运祚迫蹙，生民涂炭。祖宗受天景命，圣德聪明，知天下之乱生于无礼也，乃立军中之制曰一阶一级。
赵匡胤所创“阶级法”，简单说就是士兵对将校、下级对上级必须绝对服从，与诺曼•梅勒的“梯子论”不谋而合。
在儒家眼中，不仅军队，全社会都需要这样的阶级或梯子。汉代社会被正式划分为20个等级。第20级最高，包括诸侯、王公、王子及皇族；第19级为其他贵族，包括部分高官；第18-10级相当于“九卿”的官员；第9-5级为“大夫”，即高级官员；最后4级为“庶人”，即平民，依次为士、农、工、商。各阶级在穿衣、乘车等方面有一系列不同礼制，不得僭越。后世代代相袭，大同小异。朱元璋作《大诰》，连老百姓穿什么衣什么鞋都规定死了。金、元、清等少数民族统治者特别心虚，于是又多了一种民族压迫，强行规定自己民族至上而汉族地位最低。他们用一套套说辞将“三纲五常”打扮为“真理”，堂而皇之大行两千余年。这样，就不必担心子犯父、诸侯大臣犯君了！
全社会将“每一个人都纳入这样一把梯子”，显然有利于稳定。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包括周边小国），之所以都愿意屈尊拜伏在孔子等所谓圣人泥塑像下，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