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席置疑，东汉末年的《太平经》一书确实是一部原始道教的主要经典，而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农民起义也确实是以这一原始道教的组织为其组织形式，以这一原始道教的教义为其指导思想的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因此，无论是《太平经》这一部书，还是东汉末年的黄巾军农民起义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对后世的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
第一，《太平经》提出对于实现“社会太平”的政治要求，以及要求经济上“均平”的思想等等，这既是《太平经》的主要思想，也是农民起义军的根本要求。不仅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如此，以后的农民起义也无不如此。
《太平经》以“太平”二字作为自己的书名，近代的农民起义自称“太平天国”，也以“太平”二字作为理想中的“天国”的国号及其主要特点，两次相隔一两千年的农民起义确实有许多一致的地方。
第二，在《太平经》里，还有一篇《六罪十治诀》，这篇文章表明《太平经》作为时代的产物，不仅反映了劳苦大众对于“太平社会”的渴望，而且还以它为蓝本描绘出一个农民理想社会的轮廓。这个理想社会虽然以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为其基础，但却又把整个社会设想为各个阶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君、臣、民，父、母、子同心协力，和谐共处的盛景。《太平经》要求，有钱的人不应该把社会的财富据为已有，而应该与有力的人一起共同努力，建立一个社会的公共仓库，使人世间的每一个人都能从中享受到自己需要的那一部分。毫无民间，这种美好的愿景虽然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对于终身辛勤劳作的农民来说，有一个美好的愿景来追求总要比悲观失望更具有进步意义。
第三，农民就是农民，他们并不理解消灭阶级，消灭任何形式的剥削，他们更不可能提出消灭阶级剥削、消灭阶级压迫等等政治目标。在封建社会，由于农民并不代表任何一种新的生产力，因而只能在原来的生产关系中寻找自己的出路。他们根本不打算推翻，或者废除封建社会，也不想废除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他们只是在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寻找一种政治上比较稳定、分配上比较均乎、思想上比较安宁的社会秩序。所以，农民起义虽然反对当时的皇帝，但并不反对皇帝所属的这一制度；他们反对的是不好的皇帝，他们需要好皇帝。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军所假托的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里说的“苍天”，就是指汉朝的皇帝，而“黄天”则是张角所领导的黄巾起义军。这在实际上是向世人表明，张角本人还是要做皇帝的。既然要做皇帝，就还得有君、臣、民的联系和区别，但他要做的却是一个好的皇帝。做一个好皇帝要采取哪些措施?大概就像张鲁在汉中做的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