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刘禹锡还由此深入地分析并揭露了虚构神权的“明鸳(读致)之说”产生的社会根源与认识论根源。以此为基础，刘禹锡又运用了“物”、“形”、“数”、“势”、“体”、“用”等等范畴，分桥并且展开了无形之“空”与有形之“有”之间的关系，肯定了“无形”并不是“无物”，而是一种“无形之物”。所谓的“空”，就其“体”来说，它不过是一种“形之希微”之“物”；而就其“用”来说，它首先是“必依于物而后形焉。，因而是“物”自身所固有的一种空间形式。
显而易见，刘禹锡似乎已经考虑到佛教唯心主义的“绕起性空”之招巧理论的展开形态，并且还试图以唯物主义本体的。一元论”思路来探索“无形”与“有形”的统一问题。在这里，刘禹锡虽然没有能够完成上述问题的最终理论形态，但是他却留下了一些足以让今天的我们心动的闪光思想。
至于与刘禹锡同时代的思想家韩愈；他的“天命观”虽然太过于陈腐而不足道，然而他的“道统论”的新创以及同柳宗元、刘禹锡合力推进的古文运动，却又为宋明时期“道学”的兴起开了先河。
到此为止，董仲舒提出来的所谓“天人相与之际”的“可畏”难题，经过近八百年的争论、转化、演变、扬弃和发展，终于在刘禹锡的“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学说中完成了一个所谓“否定之否定”的圆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