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济闸是北京通惠河上最后一个闸，当地人口语称为“普儿闸”。它是离北京最远的闸，也是人最穷的一个闸。
普济闸人的村子坐落在河的北岸。但是现在无论是从地图上，还是行政区域划分上，都已找不到这3个字，取代“普济闸”的是“东会村”、“西会村”两个村名。东会村为汉民聚居地，即当年由山东移过来的船工闸夫们祖祖辈辈的栖息地，而西会村则为回民聚集地。
现在的村名源于日本侵华时，那时常在普济闸村东、西两个地方分别开会，后来索性一分为二，将一个村分为两个村，以会为名，称作“东会村”、“西会村”了。两村分家，至今已有60年。
普济闸有没有过辉煌的过去?船工的后代们已记忆依稀，除了记得漕粮是由通州北关塔(又名“燃灯塔”)下的尖闸过来的，和祖辈扛过米外，留在记忆深处的就只是一个“穷”字。
漕运停止后，与其他几个闸人们离漕不离乡，在自己土地上谋生的状况不同的是，普济闸人却是离开了乡土，凭着一副被通惠河水洗练过的坚实筋骨加入了北京城的“骆驼祥子”大军，用挽船的双手抄起洋车把，踩过漕船的双足又踏上了尘埃飞扬的京城马路。
普济闸人是在哈德门里和哈德门外的洋车行赁车谋生。与花儿闸进城卖鸡蛋一天打个来回不同的是，普济闸人在外拉洋车是长年累月的回不得家，为的是给家里老婆孩子多挣回几个子儿。
挣来的几个子儿都是拴在腰间，一文一文地攒起来，待到哪个穷哥儿们回家时，由他把大伙儿的钱捎回去，交到各家老婆手里。
爷儿们儿在城里卖苦力拉洋车，成年有家不得回。女人留在家纳鞋底，拉扯孩子度日子。
直到本世纪50年代，村里土地改革，才将这帮拉洋车的苦哥儿们拢回家。当时统计，全村在城里拉洋车的有近40家。
漕工及其后代们除了上城里拉洋车，剩下的就在河里拉大网，打小鱼儿(当地人口语)。
这是其他闸人不屑于干的营生，他们讲的是：“打鱼摸虾，耽误庄稼。”而普济闸人却不得不以此谋生，因为他们这里土地太少，仅有一家刘姓地主有土地，其余的大量土地全部被满八旗人占作坟地，成为旗地民产。旗坟宝顶高大，花墙围绕，牌楼巍峨，松柏苍苍，平民百姓不许动一铲土，哪里谈得上种庄稼呢?有的也只在边边沿沿开几分地，种点红粉崩筋疙瘩黑(黑崩筋西瓜)和枕头瓜(花崩筋西瓜)。瓜熟后，送到前门外头果子市去卖。
人们至今还管北边的土地叫“毛家坟”、“曹家坟”。
土地不属于自己，这是逼迫漕工们离家进城谋生的主要原因。他们走了，也将普济闸的辉煌带走了，埋进了厚厚的历史尘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