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韩非与孟子均强调政治的正义性，那么又该如何解释韩非笔下的“伊尹形象”？就情感道义与理论完善而论，韩非当然希望儒家式的政治理想能够实现，希望明君得贤臣，彼此戮力治国相得益彰，进而实现王道政治。但从理智与现实来讲，韩非意识到，光凭理想的激情不足以解决真正的实际政治问题，逻辑层面的完美论证不足以规范和替代经验世界的实践。所以韩非批评儒家：“今世儒者之说人主，不善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韩非子·显学》）韩非指出，儒者谈论的政治全是假设前提下的“如果”，至于如何达成这些假设前提或者假设前提是否能够得到现象学证明等相关问题，实为儒家思想的盲点。韩非清醒地意识到：“度量虽正，未必听也；义理虽全，未必用也。”（《韩非子·难言》）一味固守理想，其结局必然是“今待尧舜之贤乃治当世之民是犹待梁肉而救饿之说也”（《韩非子·难势》）。
如果说，孟子为伊尹“割烹要汤”的辩白意在阐述儒家对政治正义性与纯洁性的理想追求，那么，韩非直认伊尹“身执鼎俎为庖宰，昵近习亲”的理论着力点在于政治理想在现实社会得以实施的艰难。这份政治艰难裹挟着韩非对现实政治中奸进贤退、君道不明的苦衷与愤懑，愈显凝重。一般而言，儒家面对无道昏君，往往有两种途径可供选择：一是“无道则隐”，二是“革命”。可是，富有“治亦进，乱亦进”之进取精神的伊尹（《孟子·公孙丑上》），既不能在乱世退隐，也不会对昏君“革命”，倒十分契合重视现实政治的法家理念。不过，又该如何做到“治亦进，乱亦进”呢？如果得不到君主的信任和重用，即使再好的政治理念、再大的政治抱负到头来都不过是一场无痕的秋梦而已。韩非针对奸臣当道与庸主在位的现实，设计了“忍辱负重”的仕进模式，在韩非看来，只有得到君主重用有了权势之后，才谈得上救济苍生、泽及万民的政治理想。于是，便有了以厨艺讨好商汤的现实主义色彩浓厚的“韩非版”的伊尹。
孟子与韩非的“伊尹之辩”，彰显了传统士人在专制体制这一事先给定的政治秩序中如何实现政治正义、如何处理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关系方面的洞见。后人每每论及此点，往往是孟而非韩，斥韩非在故意宣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无耻”之学，实不解韩非通过伊尹身世的阐述所激荡起的内心波澜。它启示人们：实质正义的政治理想固然可贵且必不可少，但只有落实在现实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正义”才是人们最需要的，也更弥足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