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时期，中国的风水之学已相当成熟。据《古今图书集成》记载，宋之名家近唐之倍数。又据《宋史•艺文志》中，堪舆著作有70余种。确实可考察的联系汉唐和明清风水学的可靠典籍《重校正地理新书》现在台湾“中央图书馆”善本室中。
据考证，此书为宋仁宗命司天监等官员根据宫中地理旧籍，抉讹摘误，修订而成。而到了宋徽宗时期，由于他十分重视风水，因而此时的风水名师也特别多，赖文俊（赖布衣）、陈抟、吴景鸾、傅伯通、徐仁旺、邹宽、蔡元定、历伯韶等都是相当有名的人物。而其中的赖布衣、陈抟、吴景鸾因其风水事迹神奇而久负盛名，被后世称之为“风水宋三杰”。
元代的赵枋著有《葬书问对》，书中认为“乘生气”确实是葬理之所在。还有五行与行法有关，为乘生气之机；肯定接受了五行的体系……这些理论对风水的发展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到明清时代，风水发展到了极点，走的是集大成的路线。明清王室建立了庞大的陵区，使风水地理的运用几达顶峰。此时常有地理命名的堪舆书籍，如萧克的《地理正宗》、徐继善的《地理人子须知》、蒋平阶补传的《地理辩证》和叶九升的《地理大成》等等。
《明史•艺文志》中，列堪舆书籍25类，其实为著作中的九牛一毛。首先与明末的《地理人子须知》中载有的80种参考书，只有少数重合，而与清初《古今图书集成》所收集的20几类竟然没有几类是重复的。明朝的名士有前期的刘伯温及后期的蒋大鸿。刘伯温在一次南游中行至大屿山一带，曾发出这样的感叹：“奇哉大屿山，日后定可富甲天下！”（大屿山，就是香港的第二大岛。）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了他当年的推断是准确的。这精湛的预测，靠的自然是对风水地理的堪舆。后世流传的重要的风水著作《堪舆漫兴》，据载正是刘伯温所作。在这本著作中对中国风水发展到明朝的繁盛可见一斑，已经颇具理论基础并臻于成熟。后文将援引其中的一些内容，可以详细地看到当时的风水理论的研究水平。蒋大鸿把风水直接上推至《周易》，与图象理学家连上关系，使用先天八卦与六十四卦讨论相法。其《地理辩证》，以挨星为理气的主要内容，为近代风水理论的经典著作。清末沈竹初著《沈氏玄空学》，对蒋公的理论作了深入浅出的著述，已被尊为当今风水理论的重要经典。
到了清代以及近代，出现了大批风水名师，如范宜宾、陈梦雷、沈竹初等都曾经闻名一时，其中以沈竹初最负盛名，著有《沈氏玄空学》，现在的玄空风水术大都是以该书为蓝本而著。
综上所述，中国的风水学源远流长。文明蒙昧时期，由于人们缺乏必要的自然科学知识，也因此人们从各方面产生了一些对风水的误解、曲解，使得风水被视为封建迷信。
但是近年来，由于自然科学、生态学、地质学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重新认识到当代自然科学与我国古代风水有着密切的关联，因而风水重新受到重视并且被运用到现实生活当中。大到整个自然的地理堪舆，小到一个大城市、乡村城镇的规划等，风水都具有特殊的价值和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