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有三个原因：一是认知的错误，认为除暴安良是警察的事，自己没有必要“狗拿耗子多猫事”；二是出现心理学中的“责任分散效应”，认为自己不管自然有人管。三是见义勇为的英雄往往被诬陷，最后还要为自己讨清白，扶起被车撞伤的老人却被诬陷为撞人者的事并不是新闻。
麻木的人总是顺大流，“管他妈嫁张三李四，只要老倌有酒喝”。失掉基本道德的人，是不可能有什么激情的。不是有人把“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下联改成“家事国事天下事，依我屁事”吗？
其实，见义勇为在拷问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良心，在别人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我们麻木不仁，在自己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能指望别人“拔剑而起，挺身而出”吗？
但不少时候，我们却又要控制激情，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失态”、“不要做出傻事”、“不要讲过头话”。尽管刑法上虽然没有“激情犯罪”一说，但“激情犯罪”却是客观存在的，这种消极的激情却是我们要尽量避免的。
激情是种情绪，这种情绪如果不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就会形成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希特勒的上台和倒行逆施打的就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是利用了日本国民的民族偏激情绪。
激情会让人说“过头话”。我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的老爸钱玄同先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北京大学教授，他看到许多人岁数大了，观念就开始僵化，成了旧制度的拥护者，于是愤愤地说出了一句“雷死牛”的话：“人过四十，便该枪毙！”显然，这话太偏激了。人总是要老的，等到钱先生到了他的“不惑之年”，他的一大群朋友就质问他为什么还不死，并煞有介事地给他写悼文。连一向严肃的鲁迅先生也写诗嘲笑说：“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过激的钱玄同先生大大地挨了自己一巴掌！
过分的激情往往让人头脑发热，不按科学规律办事。20世纪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就是在“超英赶美”的过激口号下的超越现实的行动。人们“欲与天公试比高”的热情是有了，到处彩旗飘扬，到处口号震天的轰轰烈烈的场面是有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雄心壮志也是有了，可客观世界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激情的结果却是“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使国家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
